这届「后浪」开始做公益时,真的很浪……

很多人给90后、95后贴上了个性的标签,认为他们更喜欢自我的表达、更关注自己的状态。在那些口口声声一代不如一代的人看来,跟「后浪」讲道理是徒劳的,谈公益更甚。

但现实情况是,《2017年轻人消费趋势数据报告》显示,全国年轻人年均公益支出为8.2元,比全国人均4.7元的水平高出一倍。自2015年开始,在国内「70、80、90后」的网络捐赠人群中,「90后」人数占比过半。

同时,据腾讯《移动社交平台的公益之心——公益人群洞察报告》显示,年轻人做公益的出发点,其中85%是希望能为社会做贡献,73%是同情弱势群体或因联想到身边人的同情心,也有收获成就感、价值感、被依赖感得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动机,占比62%。

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参与公益,特别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,在公益的第一线总能看到很多90后、95后的身影。

她们其中的有些人在疫情期间为女性医护人员捐赠了60多万条安全裤,有些人把公益社团做成了社会企业,有些人帮助应届毕业生做线上招聘会,还有一支教就是将近9年的女生。关于「公益」,每个人的参与方式不尽相同,但背后的那颗心却都足够炙热。

「为什么你会想到发起这个活动?」,这是#姐妹战疫安心行动#结束后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。

从2月7日到3月15日,38天的时间里,我们给湖北各大医院的女性医护人员,一共捐赠了60多万条安心裤、32万条一次性内裤、16万片卫生巾,帮到了205家(支)医院和医疗队,8万多名医护人员。

决定做的原因很简单。2月6日那天,我刷新闻看到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一天要工作很长时间,就想到女性医护人员来月经时怎么办?后来我在微博上试探地问了下,发现这个物资缺口很大。于是立马联系了一些卫生巾厂家计划采购,同时准备组建「姐妹战疫安心行动」的志愿者团队。

当时困难还挺多的,首先就因为「我是女生」就受到质疑,但可能从小就是跟男生们一起长大的原因,我从来没有觉得有哪些事「只有男生能做、女生不能做」。

最难的就是物流,因为封城,加上每天的交通政策都在变,甚至每个街道也都不一样。有好几次,我们前一天不知道第二天能有几辆车上路,物流组只能每天早上8点起来一边联系医院,一边对接仓库车队,问他们在路上的情况。比如湖北有些城市的捐赠物资要经过当地一些部门,有些通行证写着你的车可以到那个地方,但是去当地就是不让进,联系负责的部门,解决问题也很慢。

即使这样,我们也没有停下来。一条路走不通就再找另外一条路,一定要解决为止。最多的一天,我们送了17家医院,当时的一些官方基金会一两个礼拜才能送一家医院。现在听起来你可能会觉得夸张,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就是这样的。

虽然我们是一个临时成立的民间志愿者团队,但是我们有HR、法务、财务,分成募捐组、对接组、物流组、媒体组等9个组。每个组都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,比如信息组要负责很多的数据,但他们的本职工作全部都是财务、会计或者是审计等等。同时我们还有自己的工作流程表,详细到每天每个时间段你要具体做什么事情,还有新人上岗培训等等。

整个38天的时间里,我一直都在担心我们的项目会不会被叫停、每天的物资账单会不会出问题、公众号和微博会不会被封。直到活动正式结束后,才真正松了一口气。

今天再回头看我们做的这件事,最令我们振奋的是,越来越多的人肯定了女性医务者在战疫一线的价值,正视了月经是女性正常生理现象,不再把它「羞耻化、污名化」。这太难得了。

2016年大二暑假,我偶然在医院了解到一个特殊群体——唇腭裂患者。他们由于腭咽闭合不完全,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发音,即使做完手术也很难痊愈。

经过田野调查、社会调研我们才知道,中国有超过1亿的言语障碍者,但专业的语训师几乎空白。以西安为例,当时我跑遍西安几乎所有大医院,发现专业语训师只有3个。

在跟医生的一次交流中我新奇发现,唇腭裂患者的语音矫正,跟我大学学习的播音专业练声方法有很多共通的地方。当时我觉得自己有机会帮到这些患者。

当然,这件事不是说说就会做的。为了掌握更多的经验,我带着实践团的同学们在各大医院学习取经,经常把医院的专业书借回到学校学习。之后慢慢开始在医院做起了夏令营。

第一期夏令营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没底,毕竟是第一次。但到第3天的时候,一个4岁的唇腭裂儿童,终于清晰地喊出了「爸爸」这两个字。他的父亲当场就哭到不行,因为这是孩子出生以来第一次叫他「爸爸」。

那一次我清楚感受到,这件事的意义比我们想象得大很多。另一方面也更加坚定,「语音纠正」 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做好的。

后来,这件事我一直坚持到2018年大四毕业。毕业时面临一个选择:是继续做语音矫正公益还是找工作。当时我问了自己两个问题:「一,因为其他工作工资更高就放弃这件事吗?二,目前的公益行动我究竟做得怎么样?」因为我认为,做公益首先要考虑受助人的真正需求,其次是要有专业、专注、可持续以及最基本的共情。客观分析后我觉得,作为一家大学公益社团这几方面我们做得都有一些成绩,而且还有空间。

毕业后,我们成立了公司,并且拿到了天使轮融资。我也从一个大学社团的负责人,成为了公司负责人,最大变化的就是压力比以前大了很多,我需要考虑公司的运营、投资人的想法,还要平衡商业和公益。压力最大的时候,就是半夜哭一顿,然后第二天继续干。

开心的事情也很多。从创办学生社团组织到筹资落地语训中心,从招募志愿者到培养语训师,从教研学习到课程研发,从公益帮扶到专业服务。我能感觉到团队越来越专业。因为在语音矫正这件事上,不专业就等于「害了」那些孩子们。

在过去三年里,我们的 voice changer(声音创变者,杜心童团队语训师的简称)足迹已经遍布全国,现在已经有9座城市24所大学超过1000名的语训师,给600多个孩子们提供了语音矫正服务。

过去4年,把公益这件事顺利坚持下来,让我也更加确信一件事,「这世界这么好,你值得为它奋斗」。

大二时,支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鲜而又平常的事。新鲜在于对这件从未做过的事很好奇;平常则是因为看到有很多同学参与过了支教。所以之后我就跟着支教团队去农村教孩子们剪纸、画画。没想到支教一周左右就结束了,走的时候孩子们都很「懵」很「不舍」。当时我就在想,这种「短期公益」真的有帮到孩子们吗?

后来一个学长跟我说道,「支教不是每年慌慌张张地热闹一场,这就变成了「乡村旅游」。既然去就要真的琢磨,可以改变些什么。」

听完我更加坚定:想要帮助更多的人,就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和途径。既然自己还没有能力帮到更多的人,那就先把自己的能力提升起来。

今年考研成绩出来后,加上疫情的原因,找工作变成了「老大难」。因为我的实习经历比较多,很多同学问我能不能内推,在具体沟通中他们也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工作。

恰好当时我实习的一家公司打算做线上分享,我突然想到,我作为传媒专业的应届毕业生,也认识一些传媒行业的老师,能不能做一个关于「实习就业的线上分享」呢?就是尽可能地为身边的同学们做点事。

当晚我开始联系大二大三实习公司带过我的老师,和他们聊到今年的就业情况,也说起很多像我一样的应届生,非常希望他们能给一些关于工作的建议。四大的一位投资并购顾问,和前奥美的高级客户经理很快答应了这次公益性的线上讲座。

确定可以分享后,我们列出详细的提纲,包括疫情对经济和不同行业的影响、公司发展、执行层面遇到的问题和阻碍,以及今年的应届毕业生该怎样去选择行业,该怎样投递简历等等。

除了直播内容,关于直播地点、背景,包括两位老师家里的wifi信号,我也会提前确认一遍。

4月8日,我们在B站平台进行了第一场直播,大学的老师们前期也帮我做了很多宣传,整体还是比较顺利。直播弹幕里,有很多同学都表示,嘉宾们分享的一些工作经验自己都是第一次听说,笔记本上记了很多,「起码没那么焦虑了」。

后来我还邀请了东方证券的一位老师和陀螺Torro创始人,一共做了4期直播。在最后一期直播的时候,有一个同学在弹幕里问:「能不能直接投简历。」

当时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忽略了,就业指导是一方面,真正找到工作才是更实际的。所以现在我正在筹备一场5月份的线上招聘会,邀请企业HR进入直播间,介绍公司、岗位信息等,应届生也可以直接投递简历。

在准备这两轮线上活动的过程中,我感觉把「公益」这件事又往前推进了一步。曾经的「支教」于我而言,暂时的离开是为了更好的相遇。

公益不能为了做而做,不能为了坚持而坚持。要有质量,有实事。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公益。

从2011年到2017年,我每年都会去贵州山区支教,现在那群孩子就像是自己弟弟妹妹一样,我也看着他们一路成长。现在回看这段故事,我觉得经历了3个阶段。

2011年,我从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,并不想从事法律工作。小时候想去教乡村孩子的念头,正好碰上了无意间发现的支教活动,我决定去试一试。本以为这是一生一次的经历,但因为临走前孩子们的眼泪和哀求,让我意识到对于这群孩子来说,因为日常的相处、家访、做活动,我们成了他们情感上的依赖。成长于单亲家庭的我知道,这份依赖是多么真实、多么难得。

2012年,我成了支教团队中唯一一个又回去的人,然后接着第三年、第四年。这期间我换了两份工作,但是都没放弃支教。

2014年的支教经历对我影响很大,当时一个女孩在我要离开前突然扑到我怀里面大哭,说「你比我爸爸妈妈对我好,他们不管我」。本来以为这个女孩儿只是一个特例,后来问了很多孩子才发现,他们中几乎一半的人随着年龄增长,和父母分开时间变长后,都产生了「父母可能不在乎我」的心理。我们的工作虽然是教育,但从来没有帮助孩子保持和父母情感的健康。

我当时的全职工作是深圳一所国际学校的老师,很类似地,我发现很多城市里和父母在一起的孩子,家境非常优越,也会有很多和父母关系上的烦恼,而我们没有专业的人和方式去帮助他们。

2017年,我申请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,在教育学院学习人类发展与心理。我想把这些年在贵州做的尝试做一下梳理。

期间我去了东莞的工厂认识外出工作的父母们,发现被看作「文化程度低、不负责」的他们,并不是不愿意和孩子互动,而是不会、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进行远距离的互动。因为外出分别,很多中国父母所擅长表达爱的方式突然不能做了,对「孩子饮食起居的照顾」突然变成「在电话中的言语交流」,这对于我们这个「说的少做的多」的民族来说,太难了。

后来我觉得学业和这件事没办法兼顾,中断了博士的申请,决定全职做这件事,并2019年下半年成立了「一起长大」,带着一个行李箱回到了贵州。这一次,我有了自己的公寓,因为要常驻了。

我们在贵州山区了解儿童青少年对外出父母的真实想法,把孩子们想要「如何跟父母进行电话交流」做成视频。在孩子们的分享中,我们才得以慢慢了解他们最需要和父母谈论的事情:孩子们想知道父母在外面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,想知道工厂的工作会不会太累太危险,会想让父母教教刚上初中的他们怎么管理一个星期的零用钱,想让父母不再用「别人家的孩子」来激励自己。

在视频中间我们会穿插讲解,讲解的内容来自最前沿的儿童发展研究,更重要的是,来自贵州的孩子真实的内心需要。

同时,我们会去到工厂,组织一些外地工作父母们通过讨论、做练习、听我们讲解的方式,来学习怎么和孩子在分离的情况下保持情感连接,减轻「因为外出工作对孩子的负罪感」。同时也帮助他们发现,自己和工友们其实有很多做得好的地方 ,而且还能做得更好。

目前我们已经组织了300多名父母参与学习。有一次,一位常年在外地打工的父亲,听完课程很激动地跟在场的所有人说,「我今后要做一个自信的父亲。」当时我那个感觉就是太棒了。

我一直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。从小就爱管闲事,比如看到别人摘花我就要去管,看到别人打架也要管。如今做「一起长大」也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事情,但我正一点一点看到它的价值,我觉得很值。

从卢梭开始,人类就在探讨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公益存在,有没有一种对所有人都有益的事情,这其实是个哲学问题。

我们把这些更愿意付出,收获也更多的年轻人称为「55℃青年」。他们要比50℃更热一点,但是没有燃烧到100℃,没有失去理智,所以我们也把他们叫做「温感青年」。

他们既非燃烧到沸腾的愤青,也非冷感到零度的「精致利己主义者」;他们既保有着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热情和善良,也具有理性的思考和评判;他们关心生活周边事物,也关心社会话题。他们热爱生活,乐于助人,愿意分享。

5月5日,也就是今天,36氪联合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举办「55℃青年节」活动,关注下方三一基金会公众号,即可持续获得更多「55℃青年节」的活动信息。

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(Sany Foundation,简称三一基金会),是由中国三一集团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,三一基金会在国内率先提出「科学公益」的理念,通过赋能使公益充分实现其价值,给世界带来真实的改变,建设充满活力、善意和信任的美好社会。

在三一基金会看来,公益除了「志愿性」、「公众性」,更需要「科学性」。公益想做得更加有效,就需要提升科学性实现更好的目的。「科学公益」与单纯「公益」不同的是,公益更多强调的是无私为社会产生价值、注重集体,「科学公益」则更加注重方式。不只是普通的捐钱捐物,而是实际的解决问题,类似「授人以渔」。

正如「一起长大」项目发起人钟郁含所说,公益是一件很理想主义的事情,但令我们欣喜的是:越来越多的人「后浪」正通过不同方式积极着参与公益。「理想正在逐渐照进现实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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